这要求信息公开申请要具体到能够让该机关的相关工作人员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锁定到该档案。

如果政府机构未能维护档案的准确性、关联性时效性和完整性，个人可以起诉政府机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申请者向广大公众传播信息的能力。

1986年修正案使得确定具体使用的费用更加复杂。很多申请人会在申请中附上自己的电话号码。适用本豁免之前需要满足三种特别要求。1996年的修正案授权给各个机关颁布自己的规则在机关中建立多个申请处理渠道的系统，并且明确各个机关必须对于各个申请渠道进行尽职调查。虽然相比较而言，关于《隐私权法》的争议较少，但是涉及到该法律的判例和其他资源并不在少数。

该权利令个人有权更正错误，也防止错误信息在政府机构中扩散，还防止错误信息对个人造成损害。上诉状也必须解释驳回事由是不合理或不必要的原因。[7]第四注脚内容为：当一项立法由表面观之，乃是宪法所明文禁止者时，例如宪法增修条文第1条至第10条，推定为合宪此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可能就会受到限缩。

不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具体判决都不是法律的含义所在，构成法律不变内涵的只有它们得以导出的、有主体参与其中的关系。相比之下，德沃金更为详尽地阐述了其在价值客观性问题上的肯定立场。在这种模式下，不但行政机关能力较弱，司法机关的地位也较为次要、作用极为有限。[3][美]伊利：《民主与不信任》，刘静怡等译，商周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但如今让我们假设某人听完了我反对奴隶制度的理由后，问我是否还有其他的理由去主张奴隶制度真的是客观的且真实的不正义，我知道我没有。在德沃金看来，法官应当根据原则来审理案件是国家对公民承担的一项义务，相应地，公民要求法官适用能最佳地论证整个法律制度历史的‘原则来对待的抽象权利。

贯穿其中的则是宪法解释的合理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较为极端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之争。而后者则认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道德定律可言，而民主正是最能够自然顺应这项基本理解的制度设计。因此，以德沃金的实质性民主观观之，传统的权力配置模式被打破，司法机关的功能与作用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司法机关至少已经成为民主的核心机构之一。相较之下，德沃金理论背后的民主观具有更多的实质性特征。

美国法律人很清楚，若想有效地维持这项权力，司法权的行使必须有理有据，尤其是要避免法官在审查中以个人的价值偏好曲解宪法、否决民意。三、第三条道路的原则模式（一）原则与政策两分在德沃金看来，回避实质价值判断的司法审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这种民主观不涉及代议政治分配结果的合理性，而只着眼于代议政治准入规则的公平性。对伊利而言，议会就是这样一个程序性的装置，法院则是负责维持这一装置正常有序运行的辅助机构，对于民主程序所输出的结果，二者都没有发言权。

因为，对于伊利而言，代议民主程序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根据罗尔斯的观点，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的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他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民主）不是最根本的原则，平等的关怀和尊重才是美国法律制度当中最为根本的理念。

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个不迎合选民外在偏好的议员将是难以生存的。因为虽然每一个宪法条文的射程范围都是有限的，但是，无疑地，每一个宪法条文都要求我们为它们注入未见于宪法文件的内容。

作为对这二者的超越，伊利和德沃金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前者可称为宪法解释的程序模式，后者则为原则模式。当然，民主并非是一个不具有任何共识性成分的概念。例如，我投票反对在我所在的社区里修建游泳池，并不是因为它会给我带来不便，而只是因为我对游泳这项运动十分反感。当我们问考虑到所有的相关情况，原告是否具有他所声称的权利的时候，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学界的主流曾普遍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应该通过某种准则，确定真正重要而且基本的价值，并且强制政治部门接受这些价值，以赋予宪法中的开放性条文具体内容。[14]这里的一般性思想原则不是实质的价值原则，而是伊利所谓的大写的程序—民主的运作程序。

至今，伊利的程序主义和德沃金的权利论仍然在宪法理论当中占据支配地位，在他们的论述中，法律解释的方法、民主观念、人权、立法与司法的关系……这些无法分割的问题一脉相承、顺理成章且富有内在的逻辑。因为不存在脱离语境或脱离文化的文本可以被用作解释的唯一指导。

文本主义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分权原则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程序主义的路径是与忠于文本内容和结构的体系性解释方法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民主原则的内在支撑。

可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早已预先存在于法律文本当中，只要法官采取有效的技术和方法，它们就可以被找到并得到正确适用。就政治哲学而言，道德绝对主义者和道德相对主义者这两派立场截然不同的学者，也都分别以他们各自的理论语言，拥护和捍卫民主政治—前者支持民主，主要乃是因为民主是自然法的一项基本教义。

为了克服这些外在偏好所带来的不公正，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基本权利。只是，这一论题的成立还依赖于另外一个外在的条件—完备无缺的美国法律体系，这正是德沃金的另外一个论点。它们只拥有一个共同的存在。[2][英]哈特：《英国人眼中的美国法理学：噩梦与高贵之梦》，载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52页。

当我们问如果法官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会使社会整体上得到更多的改善的时候，这是一个政策问题。[16]参见[英]克雷格：《英国与美国的公法与民主》，毕洪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但是，传统思路最大的障碍就在于，基本权利的内容过于抽象，以致于无法为宪法解释提供明确的指引。[28]事实上，正是伊利和德沃金在价值客观性问题上的不同认知，直接导致了二者对于平等原则和民主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宪法解释方法、路径上的差异。

[30]至少就伊利和德沃金而言，仍然可以找到政治平等这个具有较高抽象程度的出发点，而不是多数人可以控制一切。在伊利与德沃金的理论比较中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二人对民主应该如何或者说政治如何平等的不同解读，使得他们对于立法与司法机构在民主制度下的地位关系与宪法解释应遵循何种方式等问题的回答显现出不同的轨迹。

如果代议机制失灵，一部分被孤立的个体在民主的协商程序中永远无法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和他人一样的考量，始终处于少数和边缘地位，那么，他们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民主决策的表决权，就同没有投票权一样。[4]而且可能更糟糕的结果是，法官个人的价值选择将是精英主义的和不民主的。后者使违宪审查更加富有成效，但审查的基础易于受到攻击，且确定性程度较低。政策问题则是关于法官对于理想社会和实现理想社会的最佳方式的个人信念。

有一个假定，它似乎已经成了信仰民主的人必须预先设定的条件，那就是公民在参与统治的时候应当被当作政治上平等的个体。例如，我相信奴隶制度在现代世界的情境下是不正义的，我认为我对此观点已经提出论断，虽然我明白我的看法可能会受到挑战，但我只能诉诸我的信念，而对这些信念我也无法再提出进一步的论证。

也就是说，法律并不具有独立于主体的实在性，法律在根本上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18]这两个问题都涉及试图作出回答的法官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信念，原则问题诉诸的是法官所持的法律权利理论—关于共同体中的成员相互间具有何种道德权利以及他们对于政府具有何种政治权利的理论。

[13]对伊利来说，体系性解释方法所依赖的文本外资源正是具有高度共识性的立法机关乃决定实质价值问题的唯一合法机构的观念。针对这两类情况，法院应该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政治参与的程序公正。